陇检首页 今日陇检 检务公开 检察工作报告 检察动态 法学经纬 文体掠影 陇检风采 通知公告 检察文苑 队伍建设

  通知公告 更多..
  友情链接  
  主题教育实践活动 更多..
我院干警在全县政法系统核心
我院举办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
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
陇西县检察院关于开展践行政
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
bet356如何打开_bet356可靠吗_bet356时时彩开展“忠诚
   网站首页 》法律博文      

    文章作者:管理员    点击数: 1016    更新时间:2014-6-28

  

民主的内在逻辑是人类走向解放——与方朝晖先生商榷

       最近看了方朝晖先生的《民主的内在逻辑悖论及其与儒学的关系》一文,颇感诧异,方先生是一位我非常尊敬的学者,我也十分喜欢读他的文章,但这一篇文章对“民主”的解读,却出我意料。总之,对方先生此文中的基本观点,我不敢苟同。这里仅提出自己对民主问题的一些不同的看法,谨供方先生参考。
                                                     一,民主的“价值维度”究竟是什么?
        我赞成方先生对“民主”进行两分法,即民主有着双重的维度,一是价值维度,一是制度维度。但我不赞成将这两个维度割裂开来。为了弄清这两个维度的关系,我们首先要弄清民主的价值维度究竟是什么。
        方先生是这样表述民主的价值维度的:“现代中国人只要一提到民主,第一反应就是人民当家作主,更进一步还会认为它意味着人民主权,可以说是天经地义地合理,反对民主就不可理喻。在这一基础上,形成了民主/专制二分式思维,即民主是专制的反面,不赞成民主等于维护专制。”
        我以为,将民主的价值维度仅仅归结为“人民主权”之类的政治概念,是十分随意和轻率的。所谓“民主的价值维度”实质上是人类社会逐步摆脱兽性、从而由野蛮走向文明的一个最重要的历史坐标。我们知道,人类社会出现分工以及人类个体之间与生俱来的智力(天分)体力差别,产生了人类社会各种层次、各类性质的不平等,比如由分工决定的阶级之间的不平等,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不平等,社会地位的不平等,经济收入的不平等,接受教育的不平等,个人发展机遇的不平等等等。而人类社会越是处于幼年阶段,这种不平等就越严重,越粗暴,越野蛮。毫无疑问,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正向的,即走向进步,走向文明,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类作为高级动物,如何逐步摆脱兽性,走向人性。而人类走向进步、走向文明的过程,就是人类社会各种不平等逐步拉小差距的历史过程。当然,人类社会中绝大部分不平等,尤其因个体差异如天赋等等形成的不平等,只能缩小差距,却永远无法完全消除。那么,在人类社会走向文明的过程中,有没有某种平等,能够在每一个社会成员之间实现呢?有。不过,这类平等非常稀缺,但至关重要,它决定着人类社会摆脱兽性、走向人性的历史走向,决定着人类社会向着理性、文明、进步前行的步履和时空维度。而政治权利的平等,就是人类社会能够实现的非常稀缺的一种平等。
        所谓民主的价值体系,或曰民主的价值维度,实质上就是指人类社会能够实现的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享受的政治权利的平等。那么,人类社会所谓政治权利的平等,或曰民主的价值,其内容究竟是什么呢?尽管这已经成为常识,但笔者认为这里仍须唠叨一遍。应该说,这是一个完整的价值体系。这个体系,也可以看成宝塔型的。我们不妨从其底座开始一层一层往上叙述。第一,生存权利。即个人的生命不得被任何“法度”以外的力量剥夺。这个“法度”,当然包括人类各个历史时代保障民众生命权的法律,但真正能完全保障公民生命权的法律,必须是现代宪政民主制度下的有关法律。因为任何专制时代的法律,都难免存在为了统治者的利益任意剥夺民众生命权利的条文,比如中国古“违抗皇令者,斩!”的法规,近有文革中“恶攻(语言)无产阶级司令部”可杀的公安条例,这些都远远超越了“杀人者偿命”这一条古往今来的基本法度;第二,个人财产(合法)不受侵犯。这一条,无须多解释了吧;第三,人身自由。包括迁徙自由,居住自由,通信自由,进行经济活动或选择职业的自由等等;第四,参与社会公共活动或政治活动的权利和自由。包括平等地接受教育的权利和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批评政府、向政府提供建议的自由和权利,选举政治领导人的权利和被选举的权利等等。
        我们看到,这个宝塔型的价值体系由底层逐步向塔尖实现的过程,就是人类社会由幼年到成年、由野蛮到文明的成长过程。而它的每一个层级,都对应着人类社会的一个发展阶段。也就是说,社会成员平等的政治权利由底层向高层实现过程中的每一个层级,都对应着人类社会某个发展阶段的政治体制、生产方式和文明程度。比如,人的生命权得到起码的法律保障,是政治权利平等的底座。但在人类的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时代,战争中俘虏的生命和生产中奴隶的生命是得不到任何保障的,胜利者和奴隶主可以任意剥夺他们的生命,而丝毫不受法律的约束。而生命权底座之上的各个层级,当然更加实现不了。生命权这种糟糕的状况,是和那个时代的政治体制和生产方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我们将公民政治权利能够基本实现的政治体制称为民主体制,那么在这之前的所有政治体制,都可视为专制体制,或由专制体制向民主体制过渡期间的半专制、半民主体制。而专制体制的专制程度是和极少数掌权者对民众政治权利的剥夺程度成正比的。也就是说,统治者对民众的政治权利剥夺得越彻底,其专制程度就越高。在人类政治生活中,政治权力和政治权利是两个性质不同又紧密相联的领域。政治权利,是指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在统治、管理过程中各自所拥有的地位、自由和权利;而政治权力,则是统治者、管理者在实施统治、管理过程中拥有的权力,因而,无论是民主政体还是专制政体,政治权力始终掌握在少数实施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的人们手中。政治权力的空间,是不可能被全体民众平等分割、共同享有的。而政治权利的空间则恰恰相反,是可以被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分割、共同享有的。而政治权力和政治权利的关系是:在专制体制中,独霸政治权力的极少数统治者可以或大或小地剥夺甚至全部剥夺社会成员的政治权利空间,而普通民众的政治权利被剥夺到什么程度,少数掌权者的政治权利就扩大到什么程度。比如,当俘虏和奴隶的生命权可以被随时剥夺时,那么战争胜利者和奴隶主享有的政治权利,就扩大、延伸到可以剥夺任何俘虏和奴隶生命的维度。而在专制政体中,掌权者对普通民众政治权利的剥夺程度,一般而言,受着两个基本历史条件的制约,一个是由生产力发展程度决定的生产方式,另一个是人类文明的程度,即人类摆脱兽性的程度。因此,当奴隶社会中广大奴隶的生命权都得不到保障时就说明:其一,其时的政治体制高度专制,奴隶的所有政治权利几乎都被剥夺殆尽;其二,人类的生产方式其时还相当落后,强迫性的、大规模的奴隶劳动是当时主要的生产方式;其三,人类还处于走向文明的初始阶段,人性中的兽性还占着大半比例。
        我们看到,这种状况到了中世纪的封建社会,就有了很大改善。取代奴隶的农民虽然仍然被奴役着,但他们的生命权已经不像奴隶那样被任意剥夺,并有了一定的法律保障。不仅如此,他们还拥有了比较低级的人身自由权利,比如属于个人的一份财产;独自谋生的自由,比奴隶多得多的行动自由和个人空间等等。但他们参与社会公共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权利,仍然被封得死死的。农民比之于奴隶的“权利”状况的改善,说明了当代政治体制的专制程度的降低,当权者向被统治者“释放”了极其有限的权利空间,同时也说明了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小农经济取代了奴隶的集体劳动,由于它赋予了劳动者更多的生命保障和人身自由,因而能调动起他们的积极性,从而大大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由此,人类文明向前跨了一大步。而当自由的市场经济取代小农经济时,它至少从三个方面提出了扩充每一个社会成员权利空间的要求:之一,资本自由扩张和自由流动的本性,要求清除其道路上的一切政治障碍,而这些政治障碍中的中坚部分,则是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切政治等级制度;之二,资本所雇佣的劳动对象,固然是“身无分文”的无产阶级,但他们同时又是完全的“自由人”,即不受任何政治等级奴役的自由人,劳资双方的雇佣关系,是双方自愿的、“平等”的契约关系;之三,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整个地建立在多方自愿的“契约”关系上,因而它必然提出:政治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也应该建立在“契约关系”上,而不是建立在暴力或奴役关系上,不如此,自由的市场经济体系就不可能建立;而无论是经济生活还是政治生活中的“契约”关系,都必须有一套完整而严密的法律制度加以保障;为了达到上述两个目的,广大公众普遍参与社会公共生活和政治生活,是必要的。
        可见,只有到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民主价值体系的酝酿和发展,才逐步达到了它的顶端,而当民众政治权利的空间扩展到参与社会公共生活和政治生活时,它歪打正着地提出了人类社会政治文明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即结束人类社会政治专制制度的问题。
   而关于这个问题,在方朝晖先生看来,似乎不存在。请看,方先生如是说:“走出从价值维度看民主的思维定式,还会有很多新的发现:首先,我们发现所谓民主/专制的二分式思维不成立。因为专制作为一个贬义词,代表了一种价值判断,并不和任何一种具体的制度形态相对应;但是民主不同,民主并不仅仅代表一种价值,有与之对应的制度实体,而且是一种特定类型的制度,体现在确立领导人/官员的一整套操作程序上。如果我们从制度的层面看民主,则可发现,民主的制度实体是中性的,无所谓好坏,也不一定能实现民主的价值,因此它与专制并不必然是对立的。正因为专制与民主一一个无制度实体,一个有制度实体;一个是价值判断词,另一个不是,所以民主与专制构不成对立的两极;正因为专制和民主构不成对立的两极,所以一个人反对民主,不等于他主张专制。很多人一听说某人反对民主,立即认为此人主张专制,正是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所致。”
        我不同意这样的看法。我认为,在现代民主宪政政体出现之前的任何一种政体,都是带有专制性质的政体。而专制政体和民主政体的根本的分水岭,就是执掌国家政治权力的统治者,是用暴力企图永久地独霸、垄断政治权力而不受被统治者的任何约束,还是由被统治者选择产生、并由被统治者对其执政期限的一切行为进行严密监督。我想不通的是,方先生怎么能说专制仅仅是一种价值判断,而没有与之对应的制度实体呢?我相信,人类社会的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都经历过由极少数人用暴力长期独霸国家政治权力的“制度实体”,比如中国,至今没有摆脱这个制度实体。
        那么,专制制度和现代民主制度的本质区别,对于人类社会具有怎样的重大意义呢?第一,人类是典型的政治动物。人类对政治权力的嗜好,是与生俱来的。而政治权力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它是人类社会公共管理所必须的职能,另一面是它又是实现人类各类五花八门、别出心裁的野心、贪欲、虚荣的魔杖。因此,当极少数人甚至个别人独霸政治权力时,他们滥用权力以实现个人贪欲和野心的倾向是不可避免的。而权力越是集中,其垄断性越强,极少数人滥用权力或以暴力争夺权力引发的人类政治灾难、社会灾难就越可怕,越剧烈,越不可收拾。因此,可以这样说,专制制度是人类有史以来一切政治灾难和社会灾难的根源和渊薮;第二,只要处于专制的制度实体中,每个社会成员所拥有的平等的政治权利,就无法基本实现,政治权力的垄断者,就会为了自己的政治权力而或多或少地剥夺普通民众的政治权利空间,而每一个社会成员所拥有的平等的政治权利,是实现人的五种需求——即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的基本前提,这也是人类告别兽类生活走向文明的必由之路;第三,现代宪政民主政体的创设,至少能够解决有关人类政治前途的两个致命问题:其一,它破天荒地实现了由被统治者通过和平方式选择、监督统治者、由被管理者选举、撤换管理者,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因权力被垄断、滥用而引发的人类政治灾难和社会灾难的难题;其二,只有在现代宪政民主制度下,那个由各层级组成的宝塔型的公民政治权利,才有可能基本实现。也就是说,公民的各项政治权利,不仅被写进宪法,而且能够依法实施。这一点,于人类的自身解放,也就是实现人的五种需求而和兽类相区别,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在这个问题上,方先生所说的“不实行民主的制度,但能较好地实现民主的价值目标”,即专制制度也能实现民主的价值目标,这在逻辑上是无法成立的。比如说中国大唐王朝皇帝“以民为本”的治国方针“较好地实现了民主的价值目标”,完全是无稽之谈。即便在最好的“贞观之治期间”,皇帝对全体臣民仍有生杀予夺的大权。比如魏征犯颜直谏曾数次惹得唐太宗恼羞成怒,激起杀心,要不是皇帝忍了又忍,或听从别人的劝告,一代贤相早被唐太宗杀了。可见,连大臣的生命都在皇帝的喜怒之中,何况普通百姓。当然,贞观之治期间,老百姓尚能享受较为稳定的生命保障和部分低层次的人身自由,比如当时处决人犯的数量是最少的等等。但是,这些低层次的权利和自由又怎能和民主的整个价值体系相提并论呢?且不说贞观之治仅仅因为唐太宗个人罕有的政治素质而只维持了短短几十年,在它之后的武则天专权、安史之乱以及晚唐的黑暗,又增添了多少血腥的杀戮、草菅人命的宫廷倾轧和民不聊生的战乱?因此,这种低层次的生命保障和权利只能和中国皇权社会的专制程度、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文明程度相对应。
        因此,只有在建立了现代宪政民主制度之后,即实现了被统治者选择统治者、被管理者监督管理者、并建立了从根本上遏制掌权者无止境地滥用职权和以暴力争夺权力的政治机制之后,民主的那个宝塔型的价值体系才能基本实现,而任何专制性质或半专制性质的政体,是不能保障民主的价值体系基本得到实现的。
                                                                二,民主的“制度维度”是什么?
       方先生说:“本文认为,上述这种对民主的理解有很大的片面性,因为它把民主等同于民主所认同的价值,严重忽略了民主的价值维度与其制度维度之间的冲突和张力。民主究竟主要是一种制度,还是一种价值?诚然,民主的价值维度是对民主的规范认识,代表民主的精神追求;没有价值维度,民主就相当于没有灵魂的躯壳。但是,毕竟制度才是民主的真正落实,才代表民主的实体;因此民主的实体是制度而非价值;如果民主有某种价值,也是通过其制度来实现的。我们在理解民主时虽不能脱离价值维度,但只有从制度的角度看民主,才会面对民主在实践中的真实面貌。”
       我觉得,方先生的这段话在逻辑上有问题。第一,民主的价值维度不仅仅代表民主的精神追求和灵魂,它在宪法中形成的具体条文具有在现实生活中得到落实的活生生的具象,是现实存在,是具体事实。比如,言论自由,任何一位公民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可以在各种媒体上发表自己的看法,包括对政府的批评和建议等等,当这种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化为公民的现实行动时,怎么可能说它仅仅代表了民主的精神追求和灵魂呢?第二,既然方先生认为“毕竟制度才是民主的真正落实,才代表民主的实体,”那么,被制度落实下来的民主“价值”——即那些写进宪法中的公民权利,就同时成为民主的“价值实体”,诸如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等等就会由纸上走下来成为公民的具体行动,如此,怎么能说“民主的实体是制度而非价值”呢?第三,方先生所说的“民主的价值维度与其制度维度之间的冲突和张力”,其实是这么个意思,就眼下而言,恐怕任何国家的现代宪政民主制度,都无法全部实现民主的价值体系。这个意思,倒是符合逻辑的。因为人类社会可以实现的为数不多的平等之一——政治权利的平等,只有在历史条件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可以实现,而一个国家或民族实行什么样的民主制度,就体现了这种历史条件,发展、成熟到了什么程度。一般来讲,面对现代民主的那个宝塔型的价值体系,即便比较成熟的现代宪政民主制度,要完全实现这个价值体系,也是有相当历史差距的。比如美国的普选权,落实到妇女、印第安人和黑人身上,也经历了上百年的时间。问题是,只要朝着这个方向前进,民主的价值会一点一点变为现实的。而民主制度会随着历史条件的发展,必然有一个成长、成熟、完善的过程。而这个成长、成熟、完善的过程,就是关于公民权利的宪法条文一条一条走进公民现实生活的过程。如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当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民主制度还非常不成熟、或徒有其表时,那么,民主的价值——公民政治权利的落实就会非常不到位,甚至是畸形的,虚假的;但民主制度是会成长的,它成熟到什么程度,民主价值就会实现到什么程度。
        那么,一个国家或民族成熟的现代宪政民主制度,应该具备怎样的历史条件呢?既然处于民主价值体系塔尖的“人民主权”是这个价值体系之纲,或这个价值体系基本实现的必要前提,方先生也几乎将民主价值体系归结为“人民主权”之类的,我们不妨来看看实现所谓“人民主权”应该具备哪些历史条件。
        上文说过,所谓人民主权,是指结束由极少数人长久独霸、垄断政治权力的专制体制,实现由被统治者、被管理者选择、监督统治者和管理者的政治机制。目前通常的做法是“普选制”或票决制。既由两个或几个政治集团(政党)在宪法规定的程序下和平地竞争执政地位,由被宪法赋予选举权的全体公民,通过选票对他们进行选择,获得法定多数票的政治集团(政党),即为执政党。
        事情看似非常简单,而实现“人民主权”的基本历史条件也一目了然,它的主干只有两条,第一条:举凡参与执政地位竞争的任何政治集团、政党或个人,必须无条件地遵循宪法规定的程序,和平地按规则进行竞争,并无条件地服众选民的裁决;第二条,宪法赋予的全体适龄公民的选举权,必须得到完全兑现,而公民的权利意识的觉醒,也能够为他们认真行使自己的选举权提供保障。
        千万别小看这两个基本的历史条件,现代宪政民主制度离开了它们,或者离开其中任何一个,都无法真正建立起来,或者徒有其表,“画虎不成反类犬”。而这两个基本的历史条件,对竞争执政地位的政治集团和被赋予选举权的公民双方,都提出了极高的理性要求,双方的政治素养和理性思维如果没有达到一定的境界,是无法进行选举和被选举之间的“和平”互动的。
        而这两个基本的历史条件,对于那些专制传统极深、且经济现代化刚刚起步的国家或民族来说,距离似乎特别遥远,实现也极为困难。比如中国一个世纪前的辛亥革命,尽管宋教仁一心一意地要把他的国民党变成名副其实的议会党,他也一心一意地想搞票决制,可惜,上述两个基本的历史条件在其时的中国一样没有实现:其一,当时举凡想争得执政地位的政治集团或个人,除了宋教仁之外,几乎没有一个是真心想通过合法的宪法程序“和平”竞争的,他们不是想“巧取豪夺”,就是想暴力夺取,到了国民党北伐、国共两党“逐鹿中原”时,更是如此;其二,当时的老百姓既没有公民的“权利意识”,也根本没有获得过宪法赋予的真正的选举权,也就是说,他们还不知道“选举”、“选民”为何物。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所谓“选民”,对那些争夺执政地位的政治集团、政党或个人的约束力几乎等于零,反过来,那些意欲执掌政权来“改造世界”的政治集团、政党、革命的领军人物却把自己当成“解救”或“解放”这些屁民们的大救星,如此,由被统治者选择统治者,只能成为笑谈和梦呓了。而权力的争夺者们如何胜出?只有重走中国历史的老路——靠枪杆子说话了。
        总之一句话,在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只要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程度还不能形成足以约束所有争取执政地位的政党、政治集团的政治力量,这些政党和政治集团就不可能心甘情愿地在同一部宪法下和平地竞争执政地位,就不可能“俯首贴耳”地接受选民们的选择。他们争权的方式,就难免用暴力、阴谋、政变。如此,无论是专制体制还是威权体制,就仍有它继续存在的理由。道理很简单,当所有的争权者都以暴力相向时,结束天下大乱的惟一方式,就是一家掌权,实行专制。
        中国自辛亥革命以来之所以绕了一个世纪的大圈子仍然没有建成现代宪政民主制度,就是因为这个简单的道理。但是,如果有人因此得出结论,说中国人的权利意识永远不可能觉醒,或即便觉醒,也不可能产生约束掌权者的政治力量,或者说中国永远需要掌权者的专制和威权,否则就会天下大乱,这是天经地义,这是中国特色,这是中国国情区别于西方所谓“普世价值”的所在,那么这无异是在说,中国人没有资格享受那些人之所以成为人的那些“人”的权利,中国人没有资格走向现代政治文明,中国人永远没有能力以通过民主选举选择掌权者的方式遏制诸如文革、三年大饥荒、反右以及骨肉相残的内战这类因掌权者滥用权力或以暴力争夺权力引发的人类灾难,总之,中国人永远只配当奴隶或奴才。然而,中国台湾省的现代民主运动,已经给了这种论调一记响亮的耳光。而为中国人民树立起权利意识觉醒并有效约束掌权者的榜样的,是台湾人民,为中国掌权者树立起尊重宪法、接受广大选民挑选的榜样的,是中共昔日的老对手——中国国民党。尽管台湾的民主运动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我相信,像反右、文革这类政治灾难,是不会再在台湾发生了,但你能保证今后不会在中国大陆再次发生吗?
         在结束本节时,顺便提一句,方先生将中国皇权时代的科举制和现代民主体制下的普选制相提并论,实在是大错特错矣。当然,两者都是政府官员的选拔机制,但它们的本质区别是,前者是掌权者自已在选拔自己的官员,将天下“贤能”一网打尽为已所用,而后者则是被统治者、被管理者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拔掌权者和管理者,两者的目的、方向以及结果,大相径庭也!
                                      三,什么是民主的“价值维度”和“制度维度”的“冲突”和“张力”?
        方先生说:“必须指出,民主的制度维度与它的价值维度之间的张力是十分明显的。即使在今日西方发达国家,人们也每天都在怀疑民主的制度远远没有实现民主的价值。比如在美国这个被认为最成熟的民主国家,总统大选的投票率曾长期徘徊在50%以下,这如何能反映所谓的人民主权?另一个重要事实是,二战以来那么多实行民主的国家,特别是许多非西方民族,为他们的民主实践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有的导致了国家分裂、民族解体、族群撕裂、极权专制、军人执政等,其原因恰在于只看到了民主的价值维度,忽视了民主实践中的难度和问题。因此,将民主归结为它所代表的价值,忽略它的制度,在理论上是片面的,在实践中也是危险的。”
         我认为,方先生提出的这个立论的落脚点,站错了位置。上文所指出的民主实践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不是“民主制度”和“民主价值”之间的冲突,而是民主政体和这些国家或民族的政治现实之间的距离和冲突,是民主政治体制和不成熟的历史条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因此,所谓“民主实践”所导致的“国家分裂、民族解体、族群撕裂、极权专制、军人执政”等等现象,其根本的原因,是这些国家或民族民主传统太浅,专制基因太深,所有这些祸害都源于这些民族或国家长期积累的矛盾和专制基因,即使没有“民主实践”,它们也总有一天要爆发,因此,当实现民主政体的条件还根本不具备的时侯,就用民主体制去硬套,便难免出乱子,一切罪名都落到了民主实践头上。然而,至少在世界范围的大部分国家内,其民族冲突、阶级冲突、族群冲突、宗教冲突以及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冲突,是需要在渐进的民主实践中去化解的,因为将这些冲突强行压缩在一个政治统一体中的体制,只能是专制政体,而专制政体围绕的始终是少数统治者的政治利益,它除了采用以暴力弹压为主的手段外,是不会从根本上去化解这些冲突的,因而这些国家或民族为什么屡屡尝试民主实践,因为除此以外,还没有途径能最终化解这些冲突。于是,我们遇到了现代民主政体的一个软肋,这个软肋引发的问题不要说在民主条件不成熟的国家或民族十分难缠,就是在比较成熟的民主国家也颇为头疼。这个软肋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所谓现代民主宪政政体,其核心或“普世”价值意义,就是由被统治者、被管理者选择统治者和管理者,以遏制、杜绝权力被滥用引发的人类政治灾难和社会灾难。这条道路是整个人类社会都要走的。但同时会产生一个问题:所谓绝大多数被统治者和被管理者,是分成不同的阶级、阶层、社会团体、民族团体、宗教团体的,而他们基于不同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不仅利益诉求不同,而且这些诉求之间有着矛盾甚至冲突。而现代民主政体追求的政治目标,是全社会每一个公民都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这就意味着:全社会每一个阶级、阶层、社会团体、民族团体,都有在法律舞台上平等地诉求自身利益的权利,并同时享有平等地推举为自身利益发声的民意代表的权利。这样,问题就来了,如果这些不同的利益诉求之间打架,而被多数票选出的民意代表之间也因为他们代表着不同阶层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而“打架”,在议会里吵成一锅粥,再加上议会之外的社会群体之间和议会之内的争斗遥相呼应,且一方不让一方,那岂不是天下大乱了吗?国家领导人还怎么能够选出?政府还怎么执政?
         是的,民主政体的这个软肋是一个致命的难题。如何解决这个难题?这有赖于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公民理性”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理性”的成熟。何为“公民理性”?何为“社会理性”?所谓公民理性,就是作为一个个体公民,或者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的公民,能够清醒地意识到无论是个人的利益诉求,还是群体的利益诉求,都有一个合理的边际,如果超出了这个边际,就会侵犯到他人或其他社会团体的利益,或者侵犯到社会公共利益了。因此,他们在进行自身利益诉求时,能够理性地将这个诉求限定在合理合法的边际之内。而所谓社会理性,即为社会全体公民都能够理性地恪守自身利益边际而达成的一种社会契约或社会共识。因此,在公民理性和社会理性均已成熟的国家或民族,公民们选举的民意代表和国家领导人并不仅仅代表某一阶层或某一社会团体的利益,他们坚持的选举原则是,第一,这些民意代表和政府领导人必须向宪法负责,向全体选民负责,维护社会每一个公民平等的政治权利;第二,社会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是社会进步的方向,执政者的决策过程必须坚定不移地坚守这个方向,但必须同时兼顾少数人的利益;第三,无论是选民还是由选民选举起来的政府领导人,他们执政的宗旨,不是倾向于任何一个社会阶层或社会团体的利益,而是从全社会各种不同的利益诉求中寻求一个平衡点,即保证社会各个利益团体的利益都能在其合理合法的边际内得到实现。
        不仅如此,“公民理性”还必须在另一个问题上达成共识,即政治权利可以在全体公民中“分而等之”,但行使社会公共管理职能的政治权力,或曰政府的决策、实施过程却万万不可在全体公民中间“分而等之”,或者由大部分公民参与决策,或者全体公民以少数服从多数的表决方式参与决策。除了极个别重大问题需启动全民公决程序外,政府的所有决策过程都只能由少数政治家决定。为什么呢?因为在宪政民主政体中,各种国家权力机构的分立和相互制衡,其主要目的是防止权力的滥用,而决不是对权力运行过程的任意分割。对于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社会经济文化的规划发展和社会各种矛盾、利益的协调,不仅需要少数具有相当管理能力、政治视野和知识才能的政治精英去运作,这种动作就是政治权力的行使,而且需要权力运作的整体性、连续性和一致性的,否则,事情是办不好的。因此,权力运行的持续性不应该被任意切割,权力运行的空间不应被碎片化。一般来说,一届政府只要不出现重大的决策失误,或者发生重大失误能及时纠正,就必须让它在本届周期中干完,更不宜临时换将。同时,现代宪政民主政体中的各权力机构在出台施政纲领和各项政策、决策中理应遵循的核心原则,是政策和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而决不是以顺应多数人的意志或大多数民意为标准。同理,各权力机构之间的制衡和采用的少数服从多数的程序也应该以决策的科学性合理性为惟一出发点。其中的道理非常简单,一项政策获多数人通过和得到大多数民意的支持,并不代表它是正确、科学和合理的,也并不能保证它符合大部分人的利益,有时恰恰相反,正是那些科学的但不被民意看好的决策或政策,才最终体现了大部分民众的利益,同时又不损害少数人合理的利益。比如超限度地提高全民公共福利,这是人人都欢迎的,也代表了绝大部分民众的“民意”,但实施结果是整个社会的财力透支,引发了经济危机,使更多的人陷于贫困。西方民主实践中为了迁就所谓“民意”而导致灾难性政治经济危机的例子真是太多了,连老牌的民主国家也难以避免,其根本原因就是只重视决策的民意性,而不注重其科学性。也就是说,科学的决策或政策往往是从众多相互矛盾甚至冲突的社会阶层、社会团体的利益中寻求一个平衡点。因此,为了保证宪政政体权力机构决策的科学性,社会科研力量和社会调查力量必须介入权力核心,组成重要的咨询机构为政府的决策和议会的表决提供依据。为此,国家必须建立一个专门的人才库,为这个咨询机构提供源源不断的科研调查人才。而这个咨询机构的权威性就在于:由宪法明文批准成立;这个机构既不是国家元首或政府最高行政长官的私人智囊团,也不是一般的政府智库,它为政府提供的一切决策依据必须具有宪法赋予的权威性,经过全面、深入、缜密调查和严谨论证的科学性和前瞻性,综合考虑全国民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并兼顾各个阶层的眼前利益的公正性。因此,这个机构不仅向国家元首或政府最高行政长官负责,向议会负责,而且还要向全体选民负责,并能够在因为政府决策所导致的社会各方利益的冲突中具有最终调查、调停、裁决的权力。
         从道理上讲,应该说,每一个国家或民族,即使它的历史传统再专制,再落后,但在向现代政治文明前进的过程中,其公民理性的建立和社会理性的成熟在经过一段漫长时间的曲折成长后,总会逐步达到的。但其中也有非常复杂的情况。比如一个全国大多数人口都是宗教教徒的国家,极容易产生不同教派的对立和冲突,由于这种对立和冲突源于教义的分歧,属于意识形态领域,因而各教派的利益边际是非世俗的,属于信仰和理想的“天国”,因而这种利益边际根本无法捉摸,也无法满足。而在这样的宗教国家你想让宗教及其信仰远离国家的政治舞台,极为困难。因此,当教派的观念冲突达到极致时,彼此的对立和仇恨已经“势不两立,不共戴天”。而这种意识形态上的不共戴天一旦以政治斗争的方式出现在国家的政治舞台上时,两派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则没完没了,永无止境,双方也不可能达成任何实质性的妥协,因而所谓民主政体也根本无从建立。对此,任何公民理性或社会理性,也无能为力。实质上,中国大陆的民主进程之所以这样曲折漫长,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吃的意识形态苦头。中国的现代史中,党派之争的源头深入到意识形态中的观念对立和冲突,这是导致党派之间的利益边际简直就是“漫无边际”,或者这种“利益边际”干脆就是就是消灭所有持不同政治信仰的对手,实现“我即天下”的根本原因。比如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已经没有任何理由不在同一部宪法下和平地建国,但最终酿成一场你死我活的内战。而这场内战最终源于两党的观念之争:国民党急于领导中国由军政到训政、再由训政到宪政的革命进程,而共产党的政治目标则是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并向共产主义过渡。两党不同的政治信仰和政治目标水火不容,根本尿不到一只壶里,因此,两党除了在共御外敌时达成一时的妥协外,是不可能达成任何实质性的妥协的。
        这说明了一个道理,人类意识形态领域的探索和斗争尽管对人类文明作出过巨大贡献,并且还在继续作着贡献,但在建立现代民主国家时,任何意识形态领域包括宗教领域内的探索和争论,必须被完全摒除在国家政治生活之外。因此,不得将任何一种宗教和政治理论学说立为国家宗教和国家学说,已成为现代宪政民主政体一条最基本的原则。这条原则源自美国宪法的第一条修正案。这条修正案中的第一句话就说:“国会不得制定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宗教自由;……”不得确立国家政治理论学说,应该是不得确立国教的延伸,其中的原理是一样的。
        为此,上文所举的那个宗教国家,大致有三条历史出路:第一条,各教派继续无止境地内斗下去,彼此不断扩大蔓延教义分歧和仇恨,直到教派冲突引起的社会动乱不得不产生一个强权或霸权统治者来收拾他们,修理他们,迫使他们在暴力面前不得不重新共容于一个政治同一体,如此无限循环;第二条,如果这些教派是民族性质和地域性质的,在可能的条件下,不妨按民族和地域分裂为不同的政治共同体或国家,以各管各的事,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第三条,依然走现代宪政民主之路,各对立教派达成共识,在同一个共和国内,各教派共享宪法赋予的宗教自由、信仰自由的权利,严格按照宪法的规定,任何宗教活动、任何宗教事务,任何宗教信仰都不得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而要走这条路,各教派必须改革宗教,改革教义,使教义逐步接近现代政治文明的原则,即承认、宽容不同教派之间的信仰边际,理念边际,以及宗教活动和宗教事务的边际,以求和平共处,互惠共存。
        在所谓第四波民主浪潮中,的确不少非西方国家出现了像方先生所说的国家分裂、民族解体、族群撕裂、极权专制、军人执政等现象,许多所谓的“左派”们为此弹冠相庆,幸灾乐祸,并由此得出西式民主日落西山的结论。然而,这些愚蠢的左派们却没有从中看到问题的另一个本质。其一,这些非西方国家都是一些专制传统非常深厚的国家,在民主浪潮之前,这些国家内部的阶级对立、民族对立、族群对立、宗教(教派)对立就极其严重,甚至势不两立,不共戴天。只不过这些矛盾和冲突被专制政体或独裁制度强制性地压缩在一个政治共同体中,受尽压迫和磨难,他们之所以选择民主政体,实行民主革命,就是因为他们向往着各阶级、各族群、各教派都能平等地享受政治权利、既能够公开诉求各自的利益,而又能够“和平共处”这样一个政治制度或政治共同体。然而,一旦独裁统治被推翻,民主制度真的建立之后,这些彼此对立的阶级、族群、教派尽管获得了宽松的政治环境和自由的政治舞台,位并没有真正找到解决冲突的具体途径,且各自的“利益本性”难移,又没有经过民主训练,便故态复萌,又不由自主、不管不顾地相互“掐”了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不出现国家分裂、民族解体、族群撕裂以及“极权专制”的卷土重来才怪呢。埃及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然而,一些非西方国家的民众之所以历经反复“轮回”,且不管做了多少蠢事,挨了多少惩罚,走了多少弯路,付出多少代价,仍不屈不挠地试图走现代民主之路,就是因为他们悟出,阶级的对立,族群的冲突,教派的仇恨,无止境地延续下去只会带来无尽的专制独裁之苦,无尽的手足相残之痛,且永远无法解脱。实现各方的和平与共存,才是真正的希望所在。而实现这个希望在目前的惟一历史途径,就是建立现代民主宪政体制。
        这个历史的方向,看来是任何人都扭转不了的。(来自正义网)

 

版权所有:甘肃省bet356如何打开_bet356可靠吗_bet356时时彩 维护:bet356如何打开_bet356可靠吗_bet356时时彩技术科
地址:甘肃省陇西县长安路     邮编:748100 举报电话:0932-6622000